狗屁！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厉害的教授？我们的导师难道还不够出名吗？
先前的声音终于迟疑了，又含含糊糊道：我听说，因为他们是老右，还没恢复工作。
谁知道这话激怒了他的同伴：走走走，我们必须得出国。这片土地不尊重知识，根本无视知识分子的价值。只会靠着那群溜须拍马的人喊口号，就想搞建设了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先前的那位少年试图说服同伴：可是运动已经结束了，不会再那样了。
有什么区别吗？不过是东风压倒了西风罢了，以运动的方式反运动。换一群人喊着换汤不换药的口号，他们就成了公理和正义了，简直荒谬又可笑。
说话的少年坚持己见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。既然电视上的课堂有意义，那我只想继续学下去。
他的同伴冷笑：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课上一半，给你讲课的这位电视老师就会被拖走，然后接受新一轮的批.斗，让他戴着枷锁做检讨？
少年沉默了，却相当倔强：只要他还能继续上下去，我就继续学下去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也是我的老师。
然后你看着你的老师受罪，却无能为力。
少年反驳同伴：我离开了，我去了国外，我就有能力了吗？
那当然。同伴胸有成竹，等我们成为最厉害的数学家，即便是为了做表面文章给国际友人看，他们也要尊重我们的意见。
少年突然间打断了他的话：不要说了，又开始上课了。
房间里恢复安静。
田蓝忍不住扶额，真是无可奈何。这些年轻人啊，天真又热情，简直毫无政治敏感性可言。
就眼下的环境，光凭他们说的这些话，很有可能会遭殃的。
方秀英呼了口气，看着在自己眼前腾起的白雾，忽然间笑了，声音轻轻的：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呀。也许只有我们才会觉得给人扣上一顶右.派的帽子然后还让他工作，是对他的恩赐与施舍吧。他不应该愤恨，他只配感恩涕零。
说完话，她大步往屋里走，她还有课程要听。
等关上房门，田蓝才冒出一句：快结束了，右.派要集体脱帽了。
方秀英扭过头，狐疑地看着她：你怎么知道？
田蓝保持平静的面色：猜也能猜到啊，国家要发展经济，需要大批专业人才。如果不在政治上解放大家，又如何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。否则即便他们自己君子坦荡荡，从流程上来讲，单位也不会接纳他们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。
方秀英打开电视机，在等待课堂时，她突然间开口：也许我姑姑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。一切从有用没用的角度出发。
田蓝想了想，没有否认：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也许你说对了。你看，就好比电视大学吧，虽然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我怀疑陶处长他们也没弄明白，但国家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推广电视大学的课堂。我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电视上讲的知识有用。为了防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所以要赶紧把知识都留下来。也就是我们才能够如此现实，不扯虚头巴脑的东西。
方秀英笑了起来，调侃道：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我们虚头虚脑的东西最多呀，效率低的吓死人。
田蓝笑道：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更高呢。
课程开始了，方秀英停止了交谈，只丢下一句：但愿吧，我等着你说的右.派集体脱帽的那天。
不仅是方秀英，就连田蓝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一天居然来的如此之快。
1981年的元旦，在新年贺词发布之后，中央再度下达命令，宣布全部右.派集体脱帽。
其实在1978年，党中央就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.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，彻底平反。不过这项工作一直执行到现在，也没有完全收尾。好多地方反反复复，始终没给老右脱帽。
结果这回中央雷厉风行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完成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田蓝他们不时听到校园里传出哭声。
好些同学的家长终于摘掉了帽子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终于卸掉了，挨了多少年的委屈和白眼终于结束了。承受了更多痛苦的人只能抱头痛哭。
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命运的人，才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酸和苦闷。
方秀英听着窗外的哭声，露出了恍惚的笑容：是该哭的，如果早几年平反的话，很多人的命运未必是现在这样。
比如说她自己，如果不是顶着老右子女的帽子下乡，想要积极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，她也不会贸然在农村就结婚了，只图对方一个贫下中农的清白身份。
回顾过去，她只觉得自己当时真傻。可那个时候，她又有多少路可以选择呢？
人生就是这样的，看似自由，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的决定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都是被周围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。
田蓝沉默一瞬，安慰她道：抬头往前看吧，人只能往前走。
方秀英点点头，露出笑容：脱帽总归是好事，挺好的。
当然好了，对戴着这顶沉甸甸的帽子的人来说，不亚于重获新生。
陈致远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在冰水与火山之间来回哆嗦。
自从在电视上看到苏联人做的数控车床之后，他就陷入了强烈的悲伤与惶恐之中。每天和妻子偷偷摸摸地看电视学技术，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可算把几十节课程彻底吃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通过电视学了相关知识，可以说数控车床整个配套的内容他都了解了。
但越了解他越悲伤啊。世界发展的如此之快，他和他的同胞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
每天行走在大街上，看到行人脸上的笑容时，他总有种冲动，要大喊大叫：你们怎么能笑的出来？还赶英超美呢，我们都已经成了吊车尾了，哭都没时间哭。
可是他只能忍着，因为那是无法对人言的秘密。
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，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，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。
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，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。
当然，也有纯粹开心的事，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。
其实1978年时，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。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，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，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。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，作为公民，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。
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，大家都脱帽了，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，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。
陈致远劝过他好几次，就算是为了家人，低一低头又怎样？人要做事，总得讲究策略。
可赵刚比他还固执，死活不肯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。
陈致远都绝望了，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老友平板的那天。
没想到外面真的变天了，这回平反摘帽的命令一下来，根本不用他写忏悔书，就直接宣布他已经平反。
大家都觉得稀奇极了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如此简单。
有消息灵通的人去打听，得回小道消息，说是中央首长发命了，如果这人犯了罪，请以法律去制裁他。如果没有犯罪，那不应该因为他几句话不顺耳，就会成了人民的公敌。这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小道消息是真是假，陈致远无从得知，他也不是爱打听这些事的人。
他只是高兴啊，为自己的老友高兴。摘了帽子，回归到岗位上，那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了。
素来不爱酒，也不喜欢呼朋唤伴的他，这回坚持邀请老友一家人吃饭，好为他们接风洗尘。
只是筒子楼的房间太小了，况且左邻右舍都是同事。
陈致远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运动，早就是惊弓之鸟。
他害怕自己跟老友一时间喝高了，说了什么不中听的大实话，又叫人捕风捉影作为证据报上去，再给他们扣上顶右.派的大帽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