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气太热了，我不愿挤在蚊帐里，就独自走去生产队打麦场，睡在了风大的地方。一夜够折腾，一会蚊子咬醒了，一会热醒了，黎明起风凉快了，才入睡一会儿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城里模样的姐姐，坐在席子上正望着我。见我醒了，她问，你是南京人？我点点头。
她伤感地说，她和父母，还有一个弟弟，从南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了，也不知道何时回到那可Ai的城墙边。我理解她，当年我从南京到徐州，小小年纪也是无限眷恋南京。如今他们是被迫离开南京，到的又是这穷苦乡下，自然怀念故土。望着她经过日晒雨淋，依然漂亮的脸蛋，我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我家山东一个亲戚，下乡在一个山区村子，因为漂亮，被大队书记强J了。小姑娘X子刚烈，睡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，第三天夜里起来，投河自尽了。这个姐姐受到欺负了吗，我不敢想了，赶紧收拾起席子，回大伯家了。
早上刚喝完玉米糊糊，堂哥从外面跑回家，高兴地告诉我，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同意我去队里瓜地吃瓜。我知道，大堂哥在尽全力，让我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开心。大队瓜地b较远，瓜地很小，瓜长得也不太好，我吃瓜兴致大减。堂哥见状解释说，以前瓜地大，现在“以粮为纲”就小多了。接着他沮丧的说，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，不让农民喂J喂鸭喂猪了，也没了“自留地”种菜，农村人很少吃荤菜，吃蔬菜也难了。
次日，按照父亲的要求，大堂哥要带我去“下地”，在田间劳作一天。早饭后不久，听到了敲击金属的声音。大堂哥说，这是要社员们集合，一起“下地”了。我好奇，不顾大伯父不着急的手势，独自闻声而去。原来是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会计，在打麦场上，用锤子敲击吊在树上的破旧钢板。打麦场上就我们两个人，会计一边cH0U着烟袋，一边和我搭话。他以为我是来闲逛的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当会计敲了三四遍的以后，陆续有生产队社员懒洋洋的来了。
那天活是田间除草，可b我们初中生在牛市劳动舒服多了。大伙想锄就动两下，不想锄就站着穷吹乱侃，人们出工不出力。g了一段时间，生产队会计向着大伙走过来了，我这才发现他没和我们一起来田间g活。他冲着大伙喊道，“学习了，学习了，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”。
大伙闻声就地坐下，我问大伯，阶级斗争，阶级敌人在哪。听了我的问话，大伯笑了，指着面前说话的人，他家成份富农，队里就定他为阶级敌人。别说，农村对待阶级敌人和城里不一样，要客气的多了，毕竟乡里乡亲的，几代以前是一家人。大伯对我说，他们都是好人，能有地是靠全家几代人辛勤付出省吃俭用。大伯还说，上边y让每个生产队定阶级敌人，只好定了他们，什么斗争不斗争的，就是说说。
会计磕磕吧吧读了两段毛语录，就讲起了阶级斗争形势。我猛然间发现，除了好奇的我，没有人听他讲话。我听着他驴头不对马嘴的形势分析，还满嘴脏话粗话，不禁失声笑了出来。他闻声停止了分析，转过身来看到了我，很奇怪我竟然也到地头g活，就和我聊了起来了。聊了一会儿，会计站起来，让大家继续g活，拍拍PGU上的土就走了。我不解地问大堂哥，他怎么不和我们一起g活？大堂哥说，人家是生产队g部。
下午，生产队队长和会计都来到田间了，是来陪我一起g活的。他们以前都到我南京的家中吃过饭，父亲曾亲自陪他们到南京的化肥厂，买了一些化肥，送给老家生产队。听说我在老家T验生活，g一天农活，他们都来了。大伙一边漫不经心g活，一边讲着荤段子，开一些hsE玩笑。他们也时不时地要求我，回去给父亲说说，给大堂哥找一个正式工g；所谓正式工，就是国营企业工人，拿固定工资有城市户口。
三天后，我回到了南京西桥五号家中。我告诉父亲农村生产队g活的情况。父亲叹了一口说，g好g坏一个样，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盼头，只能偷懒混日子。谈到大堂哥进城做工人，父亲说，大堂哥进城做了工人，他们队长会计和乡亲们也会要求进城当工人。父亲说，现在农村苦呀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城乡差别那么大，这样做会造成不好影响。
那年暑假，因为六岁就离开了南京，回到南京的家，父亲上班时，就安排我和邻居小伙伴，重游南京的风景区。那时，南京动物园在玄武湖的一个岛上，欧美游客会来这里，通常他们只看大熊猫馆。我们正在馆里看熊猫，突然来了一辆大型客车，走下来二三十个外国游客。他们拿着能多次闪光拍照的相机，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拍照，把我们围在了前面。我赶紧招呼我的小伙伴，示意我们让出位置，到一边去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小伙伴是第一次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近距离接触，况且那时人们概念里，这些老外个个都有特务嫌疑。小伙伴有点儿蒙了，紧张的呆立在那里，见状我赶紧把他拉了出去。看见我们主动让出了最佳位置，老外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，表示感谢。当老外熊猫馆参观结束上车的时候，一位先上车的老外在车上看到了我们，他向我们招手。然后他特意又从车上下来，递给我们一人一只大雪梨。
他们的旅游车走后，小伙伴对我说，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间谍，这梨子不能吃。我们那时斗争觉悟非常高，经过讨论，认为这些梨子可能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。那时这样品质的水果，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，只能在外汇商店才能买到。尽管馋得不行，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，还是把梨子都扔进了垃圾桶，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1970年底，徐州五中组建高中班，学生主要来自高我一至二个年级的学生。我们初中班级也有一个提前进入高中的指标，但班主任不是根据学习成绩等安排这个名额的，是暗箱C作的，这在当时司空见惯。不让我提前进入高中，我自己是不再乎的，因为绝大多数同年级同学都没有入高中。
但母亲重视子nV教育，气愤地认为是歧视，其实，母亲是心里不满徐州卫校教初中的方法，不满他们轻视文化课学习，不断的让小孩子做繁重的T力劳动，想让我尽早离开这个不专业的学校。
于是，母亲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提前读高中的机会。1971年寒假期间，母亲专门请了假，一级一级找有关人员谈，希望他们能让我提前进入高中。从我的初中班主任开始，从学校到市教育局，一级一级找，但是很不顺利。
因为母亲没有私人关系，各级人员，从老师到校长，从科长到局长，对这位医生的要求，态度冷淡一口回绝。医院科主任这个官实在太小了，徐州又是个官本位很强的地方，母亲受到了不少白眼，可事情却一无进展。因为没几天高中就要开学了，母亲心里焦急，心情很是郁闷。
我们院子里的一个邻居，是一位木工师傅，因为孩子多又有老人，生活上b较困难。平时，他媳妇时而向母亲借钱接济生活周转。这天，他媳妇又来我家串门，母亲愤愤不平向她说了这个事。他媳妇cHa话，人家学校和教育局都是有权当官的，你直接找他们没有用的，人家才不rou搭理你们这些臭老九那时把有知识的人蔑称为臭老九呢。
她提醒母亲，你得找那些坐着小轿车来你家的人，他们要是肯帮忙，保证管用。父亲年初去南京工作后，每次回徐州家里，市里一些官员会来探望他。那个时候，市级官员坐的是伏尔加或华沙牌子的小汽车，一般车停在我家巷口马路边，那时小汽车很是瞩目。母亲这才想起父亲，赶紧和在南京的父亲通电话，让他想办法。
按照父亲的指示，第二天，母亲直接去找徐州市里的主要领导。市主要领导听完母亲的请求后，立刻表态，马上派秘书协调处理此事，让母亲放心回家，让孩子准备好上高中。以后进入高中我才知道，这是因为父亲在一个多月前，已经被宣布为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的主要负责人了，市里主要领导当然是知情的，肯定会帮忙的。这是父亲唯一次为我的学业保驾护航，当然那都是由于我不听他的话，固执己见造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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